東亞金融風暴以至其後的經濟危機，引致不少悲劇，亦打破一些神話，包括「亞洲價值觀促成經濟奇蹟」、「諾貝爾獎得主的看法就是真理」，等等。

這是個大動盪的時代，「市場萬能」、「政府萬歲」，都變為蒼白無力的叫喊。要看的，是怎樣的市場？要問的，是什麼的政府？東亞由政府主導的「群帶資本主義」，帶來低效率、高風險和貪污；但缺乏有效調節與監管的國際金融市場，何嘗不是羊群行為、恐慌以及危機的溫床？

但是，微細決定之能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前提：例如清楚的遊戲規則¾ ¾ 固定匯率，或者相對穩定的經濟環境。市場摸索供求細節和邊際變化的能力，毋容忽視。

無論如何，東亞危機引起的動盪，使經濟環境變得很不穩定。市場的信息十分混亂，往往互相矛盾，微細決定很容易便迷失方向。單靠市場的自動調節，能不能令經濟迅速脫離險境並復歸平衡，實屬疑問。

香港在風暴前出現了經濟泡沫。風暴中匯率雖然無恙，惟利率急升，股價、樓價狂跌，市場訊號就如空中飄浮的氣球，搖擺不定。到後來，惡性循環甚至展現，危及金融體系，港府被迫干預股票及期貨市場，這等如是在暴風雨的大海裡，提供一個可靠的船錨，以糾正市場未能自我回復均衡的弱點。

從另類角度考察，東亞危機又沒有把現實「反轉」，將我們推向「美麗新世界」，一切要從頭開始。海耶克的個體自由探索為基礎的市場主義，看來只是種實踐意義稀薄、烏托邦的理想。

就國際層面來說，無非世界金融秩序的調整與改進。遊戲規律本身出現嚴重的漏洞，我們又怎能認為市場參與者的自由運作，一定會帶來最優的結果呢？

無論個別經濟體系還是國際層面，所需的都是結構重整和遊戲規律的改變，單靠市場的自動調節，成數及效率皆成疑問。

在一些人士的心目中，政府素來是個反應遲鈍、甚至麻木不仁的官僚體系，相對於市場的靈巧多變，優勝劣敗不必多言。

不過，這次東亞危機之中，一些政府的反應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靈敏；更且，由它們來推行必要的經濟調整，速度比市場似乎更快、範圍更為廣闊。新加坡是一個例子；南韓則屬另一個。

南韓則進行了規模龐大的經濟結構重整。在政府主導之下，不少企業及銀行被敕令倒閉和合併，或遵從改善管理的指示。九八年十二月，政府更與五大集團和融資者簽署協議，重力改組集團的經營。措施包括要求集團大幅削減子公司、停止跨行業的債務保證，並指定它們在不同行業裡進行提升效率的重組。

新加坡及南韓的例子，顯示的僅是一點道理：在國際經濟形勢出現大動盪的情況下，靠微細決定為基礎的市場自動調節，可能會有各種缺陷；而政府主導的整體及結構調整或許成本較低、效率更高。

當然，政府做的是「大動作」，市場的是「小動作」。面對當前的經濟危機，所需的動作大小，應該按照個別經濟的具體情況，客觀地研究。

政府可以是聰明的，也可以是愚蠢的；市場亦然。不過，有些時候，不通過大動作無法進行結構性調整，應付外在環境的翻騰變化。

香港經濟欲渡過難關，於二十一世紀維持增長動力，是否需要由政府作主導的「大動作」呢？筆者認為某種程度的「大動作」實在難免，政府也有重要角色扮演，但與新加坡及南韓的並不一樣。

降低成本方面，香港的政治與經濟現實使然，不易效法新加坡，進行全面性的工資調控。至於增值，也難像南韓一樣，實施企業和行業的重組及推動，何況這些改變又可能方向錯誤。無論如何，香港政府還是應該承擔比以往更為積極的任務。

現在是它們醒過來的時候了。政府需要做的，是迅速檢討各種利潤監管機制，以及推行有效的競爭政策，保證在新時代之下，回報與效率相稱。如此做法，可能比新加坡式的一刀切宏觀操控，更為照顧微觀的市場細節。

提高增值方面，說來說去，是尋找香港經濟的火車頭。資訊科技？金融地產？中醫藥？旅遊？香港肯定不夠新加坡般決斷，堅持要搞製造業；也未如南韓一樣大膽，由政府來帶動重組半導體、化工、汽車以及金融行業。

近似吊兒郎當，再下去難以有大作為，那麼是否要拉倒？特區政府至少應做的，是帶引香港社會，進行一場深入的辯論，探索我們的經濟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