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沬破後,香港經濟往何處去?
曾澍基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
一九九八年八月廿四日
(明報論壇)
王安石變法?商鞅變法?
九七之前,香港經濟出現了結構失衡和泡沬現象,本地的競爭力受到了削弱,貧富懸殊亦帶來社會的不穩定。這種局面的形成,中、英、港三方面的決策者都負有責任,我曾在過去撰文反覆論述過。
過渡後,特首董建華提出了一些對應措施,包括公布中期的賣地及住宅供應計劃、改善教育質素、提高老人福利,以及對高增值、高新科技行業的環境支援等等。坦白說,這些措施容或在細節方面有不少缺陷,但大方向是對頭的。不過,它們絕非什麼石破天驚、改朝換代的大舉措,甚至連「變法」也談不上。
不幸地,出現了東亞金融風暴,香港經濟的長、中、短期矛盾一次過爆發。泡沬刺破、資產通縮、失業攀升、工資下降,情勢之惡劣是七十年代以來所罕見的。
董特首的對應措施乃首當其衝。一些人士把目前的慘況歸咎於那些措施,這自然毫無公道可言:泡沬是遲早要爆破的,而東亞金融風暴亦非特區政府所能控制。另一些既得利益者和自由經濟意識形態的捍衛士,又對措施「上綱上線」,宣稱董建華要伸張政府干預的「有形之手」,改變香港經濟的運作原則,甚或將之帶往「計劃經濟之路」!
「倒董」的情緒似乎有人在醞釀。對應措施可謂失了「天時、地利、人和」。半天吊的政策如果變成千夫所指的「變法」、「新政」,將是個歷史諷刺。董建華並非王安石,亦不是商鞅。他與他的「改革」的命運,跟這些歷史人物的際遇,為何會有所雷同呢?
香港經濟憑什麼走出低谷?
董「措施」的基本考慮,看來是要平衡各方利益,並為香港經濟尋找些新的動力。目前的景氣低迷、悲觀氣氛,剛巧乃前景模糊所致。
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經歷過兩次衰退:
(一)七四年的石油危機;(二)八十年代上半葉的政經衝擊。其後的復蘇,出口反彈是最主要的動力。例如,七六年出口實質增長28.8%;而一九八六及八七年,增長率分別為15.3%及33.5%,都領先於消費和投資的回升。現時,出口會把香港經濟拖出低谷嗎?港元和人民幣都沒有貶值,香港的產品及服務出口,在國際貨幣匯率兌美元急跌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夠擔當「火車頭」的角色?背後的問題還有:香港轉口服務的價格高昂而引致的「分流」。
至於消費,過去不斷惡化的分配不均趨勢,早已侵蝕了中下階層的購買能力。當前的資產通縮¾ ¾ 股票和樓宇價格大跌,更令不少中產階級人士苦不堪言。
投資方面,特區政府準備大灑金錢,應會起些作用,但亦不容樂觀。九十年代新機場的有關基建工程,對香港經濟的乘數效應比想像之中為少。
不過,要留意的是,雖然匯率不變,香港的資產通縮在過去十個月已達
50%,跟新加坡、台灣的匯率貶值加。資產通縮的總和已差不多,甚至已超過。如果未來美國經濟放緩,美元顯著回落,將可紓解港元固定匯率不能動的苦惱,減低特區資產通縮、工資及價格下降的重壓。資金由美國再倒流,部分或會惠及東亞 (包括較穩定的日本經濟),使其匯率回升,脫離險境。不過,若果美國陷入衰退,吸納東亞出口的能力大跌的話,則可能得不償失。更長遠的考慮:取消一國兩制?
短期痛苦捱得過,遠景又如何?筆者一向的意見是:特區經濟必須維持一定的「完整性」,因為特區與大陸之間,沒有完全的資源流動,特別是人力資源的流動。香港要為它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不能把失業向北方「出口」,像紐約向美國其他地方輸出人力一樣,如果我們是忠於「一國兩制」的原則的話。換言之,特區和國內經濟不應該「一體化」。
故此,香港有需要發展較平衡的經濟結構,包括高增值的製造業,並避免一面倒的「曼哈頓化」。
董建華的對應措施,自覺或不自覺地是針對這種矛盾的。很不幸,經濟風暴帶來了不利改革的形勢。某些短期的「救市」舉動,跟長期的結構平衡目標反向,停止賣地乃最明顯例子。
當然,這有其苦衷。最近,政府干預港股及期指市場,都是因為的資產通縮的速度快得驚人,引起了信貸緊縮。由於匯率作為貨幣局制度的捍衛機制出現漏洞,國際投機者明攻匯,實攻股。利率抽高,恆指急挫,沒完沒了;若股價和樓價捲入下降漩渦,銀行體系的抵押價值陷落,全面性的信用危機將會令香港經濟元氣大傷。政府被迫干預,就是要減慢調整速度,防止惡性循環。
維持相對平衡的經濟
另方面,發展高增值的製造業和服務行業,在景氣低迷的情況下,很多人士都缺乏心情,難以認真。前路茫茫,取消一國兩制的經濟架構是否香港的出路?我以往已說過,沒有一國兩制,香港是可以徹底地「曼哈頓化」的。問題是,九七年前的資產通脹、泡沫經濟,把香港的生活成本抬得那麼高,現時才把本地的「高成本」人力資源「出口」到大陸,同時「輸入」內地的低成本勞動力,將會引起很大的社會震盪。
兩個不同經濟範圍的一體化,意味生產與生活價格的平均化。那麼,香港的樓價、工資和物價,是否要與內地
(廣東、廣州、深圳) 趨同呢?甚至目前,差距還是這樣顯著;當然,到最後,價格也不必完全相同 (紐約和費城的價格就非劃一),但如此大幅度的拉近所帶來的衝擊,又是否在承受能力之內呢?更重要的是,取消一國兩制,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以至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遭受重大的挑戰。
另一個選擇,是保持經濟意義上的一國兩制。作為「高成本」的體系,香港自然要發展「高增值」、「高科技」、「高生產效率」的產業,來支持其昂貴的成本,以及促進經濟增長,提供就業機會。
穩定樓價與租金,拉低各行業的生產成本,讓其有生存空間,是糾正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先決條件。現時特區政府停止賣地九個月,令未來住宅單位供應減少達三萬九千個,會否引致另一個地產上落周期?實在值得注視。政府應該在適當時間宣布明年三月後的賣地計劃,表明如何回復到長期的、透明的供地軌道上。樓價與租金不能穩定,經濟結構重整就難以開展。
不過,有生存空間,也不等如高增值、高效率的行業會自動復蘇和湧現,並且能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這方面,必須有適當的激勵措施,而政府、企業和學界都必須加倍努力,甚至組成一個「三角聯盟」,為香港經濟尋找新的動力。
董「措施」的命運
特首董建華在香港回歸一周年的慶典演辭裡,承認「亞洲金融風暴的強度超乎想像,加上香港過去長期留存下來的高地價、高工資和高通脹等經濟現象,削弱了香港自身的抵禦能力」。他並指出「亞洲金融風暴暴露了香港經濟結構比較狹窄的弱點」。
這是一個進步:確認矛盾與問題的根源。但是,董建華繼續說:「特區政府成立以後,從增強香港競爭力,保持香港經濟活力方面,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作出了規劃。」如此表白,很容易會受到「自由經濟」的捍衛者的攻擊。
無論如何,特首所交出的所謂「規劃」:例如鞏固和加強金融地產和其他服務行業、深化與內地經濟的合作、振興中小型企業、研究發展高增值及高科技以擴大香港經濟的原動力等等,觀諸一年以來的情況,都未有太多的具體內容。
反而,金融風暴的衝擊,對「規劃」造成了不利的環境氣氛。董建華在慶典演辭內最重要的話語倒是:「目前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將香港美好將來的發展安排,與紓解市民當前的困苦結合起來。」
其實,所謂「發展安排」並非那麼「美好」,連「變法」也談不上,但假若它們因為目前的風暴而夭折的話,最大的受害者,看來還是香港特區經濟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