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失衡應該糾正
曾澍基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
(明報論壇)
九七回歸臨近，香港的股市和樓市，與國際一些悲觀言論大唱反調，屢創新高。對一般希望見到平穩過渡的市民來說，一是過猶，另卻不及；真不知應喜還是應悲。
股價和樓價，自九六年下半年開始標升，是否正形成泡沬？未來會不會爆破？實在惹人關注。三數年前，誰能預料到九七年六月，這竟然變成話題。
泡沬經濟與結構失衡
一九八四年至九六年，香港的住宅樓價平均上升了八倍，每年名義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九，實質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一，遠高於生產總值及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後果之一是大地產商成為世界級富豪，而港府的財政儲備亦作出三級跳，從八十年代等如六個月政府開支的平均，躍至目前超越一年半開支的驕人水平，可算世界罕見。不過，還未置業的市民卻面對另類現實：「儲錢買樓」幾乎變成要全力傾注的生活鬥爭。
過往十多年，香港出現了規模龐大的經濟結構「轉型」、「曼哈頓化」的現象，製造業遷往珠江三角洲，於低水平不斷重複；同時，香港內部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相對差距擴大，絕對貧困又再趨嚴重。「中國因素」帶來苦樂不均，乃關鍵的原因。但地價、樓價的暴升，也加強了這些趨勢，特別是在九十年代。
房地產價格
(以至租金) 的大幅上漲，使香港經濟進一步地「曼哈頓化」，因為不少製造業和中低檔服務業的經營，受到高樓價、高租金的成本侵蝕，變得無利可圖，經濟結構更加偏向。它亦是促成「泡沬」的主因：擁有一定 (但並非巨額) 資金的人士，發覺工業不可搞、一般性服務業 (如酒樓、商店) 只能艱苦經營，進軍地產或金融業，資本又未足夠，況且經濟關卡重重。最後，能幹些什麼？不外炒樓和炒股票。對只有一百幾十萬元
(甚或更少) 的金錢的市民而言，銀行存款的回報率低於通脹率，炒樓炒股票不成，唯有炒郵票！香港經濟目前的結構性困境是：由於內外因素，利潤分配嚴重地偏向，有利可圖的正業不多，愈來愈多的人士被迫「不務正業」，參與投機炒賣。這種情勢不改，泡沬經濟的危機將會不斷在未來出現，衝擊社會的穩定。
經濟與財政結構的重新平衡
經濟結構的傾斜，是與財政結構的傾斜連繫起來的。港府現時的財政收入，有四分之一直接來自賣地以及和土地有關的項目
(印花稅及差餉等)。簡言之，高地價、高樓價也是港府的利益所在，經濟與財政，產生了互為因果的作用。一些現狀的辯護士經常說：政府不必干預房地產市場，更不應平抑樓價，因為樓價下跌對「大眾」沒有好處。這個說法一方面以偏概全：擁有物業作為投資
(而非自住和自用) 的人士，在香港算是「大眾」嗎？另方面亦十分短視：房地產市場根本就不屬自由競爭市場 (政府壟斷土地、供應商集中比率很高)，結構所使然，任由泡沬形成而不加干預，暴漲之後還不是會急跌？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初的教訓，某些論者以似乎己經忘記。長遠來說，香港的經濟及財政結構應當重新平衡。關鍵是穩定地價與樓價，這將會產生推拉兩種作用。
(一) 推：房地產投資和投機的利潤率歸於合理水平，資金不會像現時的如蟻附饘，改而流向其他領域。(二) 拉：樓價和租金成本下降，中低檔服務以至工業行業的回報率便會重新上升，吸引到更多的資金。當然，拉的作用需要有輔助的支援措施，特別是製造業想「振興」的話，科學園、財稅誘因、信貸及資本市場的方便，看來都少不了。
經濟結構的改變，似乎會令到政府的土地收入減少；但其他行業的擴展和利潤回升，將替政府創造新的稅收來源。最終來說，引致的是財政收入組合的變化。這無疑需要一個過程，但以政府目前的龐大儲備，應付一段時間內的財務調整應該游刃有餘。
系統性的經濟變革
基於內外因素，香港經濟在過往十多年經歷了重大的結構衝擊，這些衝擊單靠市場機制來對應是不足夠的，因為市場集中於短期的資源分配，長期的訊號往往無法發出，或難以起效。奈何港府高官與資本家大多隨波逐流，矛盾乃在表面繁榮之下積聚起來。
目前的結構失衡若果繼續惡化的話，對社會穩定以至經濟的長遠發展將會造成嚴重威脅。地價、樓價不穩定，又怎能有效地紓解分配惡化問題？或者真正「振興」工業？但是，房地產已經坐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邊緣性措施，實在於事無補。上述的經濟和財政結構的共同平衡化，建議應該認真加以考慮。不過，它需耍的是遠見和魄力，特區的管治班子，以至影響決策的政治及利益集團，是否具備這些素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