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
曾澍基
一個社群的成長，不單要靠經濟和物質基礎的發展，而且還須具備適當的精神及意識條件。民族主義之成為現代世界的主要意識潮流之一，自然有其深遠廣泛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只有當民族平等自決以及世界文化一體化等理想能充分實現之時，這個潮流才有被真正超越的可能。
民族主義所蘊含的，無非對民族的認同——對作為民族的一分子感到光榮、對她過去所承受的苦難如有切膚之痛、對她的未來抱有承擔的精神等等，而完全不等如對某一特殊政權的認同。在有關香港前途的討論裏，這點最基本的道理往往被忽視了。部分人士由於種種原因對中共政權不加認同，為了要爭取「維持現狀」，免使香港被納入中共控制的範圍之內，竟然從而否定民族主義，斥之為狹隘、教條，甚至在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爭議裏，站在維護英國的立 場之上。
其實，如果我們深究一下這些人士自己所抱持的價值，將發覺它們亦不見得是如何廣闊、合情。它們可能就是自利主義的變種而已。自利主義的視野短小，當然不會考慮到社群成長的長遠問題，卻因而特別靈活，通過「維持現狀」來保護利益行不通的話，誰也不能保證這些人士將來不會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成為了「迎合現實」的健將。又或者在中國與英國之間，他們會選擇美國和加拿大。
明顯地，反對「回歸」的人士之中，並不全部都是否定民族主義的，他們有些可以容忍民族主義，有些甚至自認是民族主義者。果如是，他們的言論及主張便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們不應該利用對民族主義的否定來為「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張目，而應該把對民族的認同與對政權的認同加以嚴格的區別。在香港這樣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對政權的否定和對民族的認同可能互相矛盾——例如對中共的否定使這些人士認為應該拉攏英人繼續留下統治，但對民族的認同卻在原則上排斥了殖民地主義時期的延長，適當的、照顧社群整體利益的做法是清楚地分析矛盾、向民眾顯示矛盾，而非胡說什麼中共簽訂新約以延長殖民地統治不涉及國家民族的榮辱。基於整個民族的長遠利益的考慮，忍一時之辱也非完全不能成立的想法，但若不知榮辱，甚或以之為大義凜然的做法，則民族的長遠利益實無從說起。
對知識分子的最佳考驗
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立場態度，是香港知識分子的最佳考驗。中國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英國堅持它們是其治理香港的法律基礎，似乎是各有道理，但歷史卻不是個可以任由我們自由飛翔的神話世界。不平等條約的爭議就好像是個「零和遊戲」——一方的得益必然就是另一方的虧損，有些人士認為中國應該承認條約，英國人亦會考慮世情將之修設甚至廢除，把香港主權交還中國；實際上，中國一旦在法理上作出讓步，則唯一與英國商討的武器就只是「情」，假如英人在一輪會議之後，依然不肯交還香港，中國又再憑什麼來作主權的要求呢？英國方面面對的處境自然沒有兩樣，「零和遊戲」的「殘酷性」亦在於此。問題是我們並無選擇的餘地，而必須支持「遊戲」的一方，不能採取模稜兩可的立場，除非我們認為任何一方「虧損」也與己無關。
況且爭議所涉及的，遠超出討價還價及力量對比問題。它根本就是民族尊嚴和歷史立場問題。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火槍威迫下所掠取的結果。因此，如今在大陸當權的無論是什麼黨派，亦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對這些所謂「條約」加以承認。對政權的否定亦不應蒙閉我們的眼睛，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出現立場的偏差，「維持現狀」論者請另找論據。民族尊嚴是不能廉價出讓的。
香港前途問因當然不單是民族主義問題。在價值取向的層面，它牽涉到對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混合經濟？自由民主？）的取捨；在現實和技術考慮的層面，它連繫到種種方案的具體設計和細則，以及實行時應採用的策略。很多時，對民族主義的態度只是一個幌子，真正的問題是對社會制度的取捨，以及方案及策略的考慮，擁護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士所否定的，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多於民族主義，倘若資本主義在中國「全面復辟」，他們大抵亦不會怎樣堅持挽留英人來「維持現狀」。
筆者支持民族主義，卻並不是利用它來作為一個幌子，而是認為它是現代社群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筆者的價值取向固然亦不只有民族主義，基本上，我認為一個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也希望見到香港在經歷了一段過渡時期之後，直接參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換言之，在筆者的心目中，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香港未來的最佳選擇，雖然這個選擇的實現日期可能是數十年後的事。無論如何，民族主義與社會制度的 取捨卻是相輔相承的，單有前者而沒有後者，我們可能變成盲目的、感情用事的民族主義者，就像部分七十年代初的「國粹派」一樣；單有後者而沒有前者，我們的理想亦無所寄託落實，或者，我們可以跑去南斯拉夫寄居，遠渡法國去支持社會黨，甚至溜到玻利維亞打游擊。選擇自由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者，不是已經開始用腳來表示他們對民族主義的厭惡嗎？
筆者主張回歸，但卻不主張順從。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都是我們爭取的目標。怎樣加強「港人治港」的民主程度？怎樣利用這個歷史契機改良現存的經濟制度？實施較合理的社會政策？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一來這些都是未定數，中國方面未必具備了完整的藍圖；二來香港作為「示範單位」，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迴旋空間；三來香港的內部變革，肯定會對中國本身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起碼是有參考作用。四來它們都和我們自身的權益直接有關。
積極地迎向未來
無務如何，誰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一個理想的過渡體制會自然降臨•它只可能是我們爭取的結果；而且，一部份人士對中共的恐懼，亦只可能在中國變成更合理的社會制度後才會真正解除，香港的前途最終決定於中國的前途，民主的中國才是民主的香港的最佳保證，這是任何睜大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現實。作為香港的中國人，我們對中國的內部變化也是負有責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我們眼前展開的並非一片坦途，大多數人其實都明白這點，但他們不是陷入個人主義式的傷感裏，便是把心一橫，作機會主義式的鑽營，筆者的論點如有什麼特別的話，便是主張我們應該積極地迎向未來，接受歷史的挑戰。但積極性是需要支持、需要鼓舞的。在這方面，純粹的理性分析、狹窄的自利主義、短視的個人主義，都無法向我們提供必需的動力，而其他的理想情操如宗教、世界大同思想等，又似乎過於浮泛，未能落實，未能切合這個特殊歷史慮境的需要。香港和中國的前途既然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民族主義就自然地成為了我們向前邁進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對中華民族沒有認同感，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就大可漠不關心，遑論為她的美好前景作出貢獻，以及接受歷史的挑戰。
民族主義是必需而非充足條件
其實，民族主義與我們對中共的態度之間並無任何必然的關係。民族主義者可以同時是中共式的社會主義者，那麼他們的使命便是要搞好香港這個特區，為四化作出貢獻，但亦可以是其他流派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反共人士。我們甚至可以戲劇化一點說，愈對中共不滿的人士，所需的民族主義推動力就愈要大，否則，我們大可溜到外國去實現我們的「超越民族主義」的理想，或者預備做個「順民」算了。最反共的，經常高呼要「反攻大陸」的台灣政權，不是在不斷鼓吹民族主義嗎？
在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當然可以出現香港式的本地主義——對香港作為一個社群的認同；這陣子，不是有不少人士在努力營造這種認同感，來為他們的獨立言論製造根據嗎？筆者反對獨立，不單只由於它沒有可能（它明顯地沒有可能），而且還因為（一）對這些急就章的本地主義完全不能認同，甚至感到厭惡，這些突然而來的對香港的熱愛本質上其實不過是個人主義甚或是自利主義的最新變種；（二）深切地體會到這個殖民地根本就沒法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獨立的精神式文化系統，百多年的屈辱和廿多年的物慾主義根本沒有給予自足的文化基礎任何機會。換言之，香港就沒有獨立的精神條件。
香港的本地主義沒條件發展，但民族主義有條件發展，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正如香港主義比灣仔主義或老虎岩主義更為「自然」一樣。流在我們的血管裏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文化的遺傳性並非可以在二三代之內磨滅的。況且，自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她與中國的聯絡從未真正割斷，而居民的移徙情況亦使我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無論我們對大陸裏當政的人（清廷、國民黨、中共）持的是什麼政治態度。
這些其實都是十分簡單而明顯的道理，筆者還不厭其煩地加以討論，只不過是觀察到在目前的爭論裏，連這些道理也往往被忽略或歪曲了，因此覺得不暢快而已。民族主義是我們的社群的成長條件之一，它亦是推動我們改造現狀、爭取更美好將來的必需推動力，雖然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亦非充足條件。
文章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其後輯入曾澍基，《巨龍口裡的明珠》，政經論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