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雙面神*

曾澍基

一個在遠處荒僻農村渡過了大半生的農民，如果有機會來到七彩繽紛的大都市裏的話，必定會震驚不已。在千奇百怪的繁華景象背後，最使他感到不習慣和不安的，還是那些迥異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際關係。

在農村裏，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非常簡單。他的需求不多：溫飽加上少許娛樂而已；滿足這些需求並非易事，他必須不斷努力地耕作，不過，雖然他亦要借助於別人和他們交換一些物資，但基本上他是自己的主要供給者。就算與別人的關係斷絕，他依然可以繼續過其自給自足的清苦生活。

大都市要的情況卻截然不同。每一個人的生活比農民的都複雜過好幾十倍。人們需求之繁多，已使他大吃一驚。由早上七時起床開始，到晚上十二時關掉電視機為止，每天十數小時就是一個形形色色的無窮慾望的追逐過程。在家中，在交通工具上，在辦公室或工廠內，在娛樂場所裏，人們的慾念需求穿透了所有物質、精神以至半物質半精神的領域及層面。吃飯、拉矢、造愛、睡覺亦通通超越了它們原先的存在意義。無論如何，更令人目定口呆的倒是那個能夠滿足這些複雜需求的龐大生產和服務系統。每一個家庭內的每一件用品----雪櫃、電視機、洗衣機、抬、…、櫃、椅，每一個個人的每一份資產----銀行戶口、現鈔、股票、黃金、地產，都只不過是這個龐大系統的威力的些微表現。人們不再是孤獨的耕作者，他們組織起來、協作起來，創造出異常複雜的物質及精神文明。個人已經沒可能作為自己的主要供給者，他的真正供給者是整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

農民以他單純戇直的心態，當然沒法理解這種矛盾的現象。

從上述有點戲劇化的比較，我們可以察覺出經濟發展的兩面性質：它同時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和「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農民和城市人的重要分別是：前者是單幹的工作者，後者則不過是龐大的分工制度內的一個環節，一粒螺絲釘。單幹固然有其樂趣，那種自給自足，不需假手於人的快感可能抵得過大量的物質享受；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它的效率極端有限。要經濟向前發展，生產效率提高，人們就必須分工合作。分工代表專門化，人們把時間精力集中於一點處，生產出來的產品的質量自然會大為改善；不過，分工亦意味合作，人們敢放下其他工作，專心製造一種產品，就因為他知道別人會生產其他產品，而且會讓他分享。正如他讓別人使用他自己的產品一樣。這種「信心」、「君子協定」可算是分工的最基本的前提。

現代科技的結晶，絕大部份是大規模合作的成果，簡單的如一條海底隧道，複雜的如太空穿梭機試驗，都涉及成千上萬的設計者和工作者的心血和努力。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合作把分工的效率再進一步提高。分工愈細緻，合作愈大規模，這便是社會科學家所研究的「社會化」過程。

在經濟愈趨社會化的情況下，個體本身亦產生極大的變化。首先，他失去了大部份的「自主性J，他不能夠再自給自足，而必須進入分工協作的複雜制度裏，專注某單一產品。諷刺的是，由於失去了先前的「自由」，分工又把不同的個體劃分到不同的工作範疇裏，個體的「自我意識」反而激化起來，當然，科技發展對傳統宗教與倫理信念的削弱亦是重要因素。

不過，社會化的趨勢卻從另一方面去向個體作出補償。個體所倚靠的，已不單是自己，或者是週圍的小社群，而是整個社會甚至世界。通過了其他人的努力，個體在物質和精神方而的享受及滿足作了前所未有的擴展。自給自足的個體只可能幻想上帝，但社會化了的個體卻已經親自踏足月球了。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令到個體的野心和信心都大大地增強，也獲得了嶄新的、更大程度的實質自由。

這個「個體化」的傾向更受到另一因素影響：社會化了的經濟制度對個體的要求。在農村經濟裏，當個別農民收割完畢，解決了未來一段時間的生計之後，他大可躺著不動，享受幾月來辛苦的果實，但在現代經濟體系內，個人不單要對自己負責，他還需要向更大的社群負責，因為他是整體的一份子，其他的人正為著他的需求而努力，他當然亦須盡力為他們的福利而作出貢獻。換言之，社會化的經濟需要的是更活躍、更積極、更自覺的個體。

唯有當社會化和個體化過程互相配合，互相統一的時候，經濟系統才能健康地成長。單有社會化而沒有個體化，經濟系統將徒具形式而了無生氣；相反地，單有個體化而沒有社會化，個體的實質自由將極端有限，經濟系統亦只能像癌症細胞般無秩序地擴張，終於把系統和每個細胞本身毀滅。

集體主義是對經濟發展的社會化過程的片面曲解，正如個人主義是對個體化過程的片面曲解一樣。把經濟發展的歷程單純地視為集體的機械擴大或者是個體的徹底解放，同樣是荒謬和無意義的。

在香港這種社會裏，真正的危險當然是個人主義而非集體的傾向。個體被捧為最終價值的泉源，自由被吹噓成至高無上的瑰寶，而無形的手卻被神秘地委以一切這個個人主義的神話所無法面對的任務。

有趣的是，經濟體系的成長和個體的成長表現了相似的過程。初期，農村經濟完全受制於自然的力量，就像幼兒在母親前的一般無助；稍後，經濟邁向工業化，分工合作制度開始發展，正如幼兒漸漸長大，受社教薰陶，並發展起自我意識來。社會化和個體化過程開始互相產生作用，互相影響，很明顯，整個歷程並非是和諧的。經濟制度很容易向一面倒，我們因此還是困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夾縫中，被迫作出選擇。十多歲的年青人所面對的亦是類似的處境，在自我成長的過程裏，他們往往不是墮入「固戀」（Fixation）的心理陷阱——對某個成年親友或教師盲目依戀崇拜，便是走向極端的自我中心甚至「自戀」（Narcissism）的境界，排斥他人以及社會。香港目前的一些個人主義者，就頗有後一種心理傾向。

不過，年青人如何能夠變得成熟？成為具有正確社會及自我意識的有用公民？這是教育家要處理的問題。這篇文章所提出但沒有真正解答的難題卻是：怎樣才可以使經濟發展中的社會化和個體化問題比較和諧地互相配台？人類的經濟體系何時才能發展成熟？

*文章一九八一年發表於《財經日報》，後載於曾澍基，《巨龍口裡的明珠》，政經論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